人都有五感,分别为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味觉和触觉,所对应的感受部位分别是人体的眼、耳、鼻、口和皮肤。正所谓,眼观五彩,耳听五音,鼻闻五气,舌尝五味,体感五动。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,无论是放在面前桌子上的一盘菜,还是远处天边的一道彩虹,都是在这五官五感的综合作用下,才变得直观,变得具象,也才变得深刻。
对一个国家的认知也是如此。
特别是来到一个从没有涉足过、带着强烈的神秘色彩以及文化隔阂的国度,“五感”所带来的第一印象,尤其难以磨灭。每年夏天,我都要带着一批从没有来过中国的美国大学生,到国内的几所大学作短期学习交流。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,在这几个星期内,我不得不在东道主,带课教授,导游,翻译,“购买顾问”,甚至保镖的不同角色之间,腾挪折冲。除了要倒时差,还要倒语言差,更要在两个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,瞬时穿梭往返,不免心神俱疲。也恰是这种时空、背景和文化的错位和撕裂感,反而给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跨文化视角,能够在心平气和中,观察和体味外国人(特别是美国人)“五感”中的中国印象。其中巨大的价值文化反差和心理期待落差,不仅鲜活有趣,更有着对外传播方面的引申涵义。
眼睛中的中国
先说视觉。一下飞机,对于一双看惯了美国背景的眼睛来说,视觉的冲击可谓举目皆是,无处不在。我带的这些学新闻的本科、研究生们,手中的摄像机、相机、手机,“齐齐卡卡”,响个不停。镜头的焦点,对准的是北京和上海那些超现代、后现代、以及也不知是哪朝哪代的建筑群:国家大剧院,央视“别扭”的大楼,“鸟巢”的钢筋铁骨,外滩那犹如“未来世界”的城市线条,以及故宫里浸淫着历史沧桑的金顶红墙。
耳朵里的中国
再说听觉。到过国外的人,可能都有过同样的经历,仿佛世界一下子静了许多,又仿佛一个巨大的外部音箱的音量,被突然调小了。当然,美国也有一群群成帮结伙、开着震耳欲聋“哈里”摩托的飞车党,招摇过市,呼啸而过。但那毕竟是特例,而不是常态。一踏上中国的国土,刚刚被屏蔽的声音,一下子就被放到了扩音机下,不仅音量大,而且追魂夺魄,如影随形。大公交车极具穿透力的刹车声,新款奥迪车不耐烦的喇叭声,四轮摩托风驰电掣在行人中穿梭而过的蹦蹦铛铛声,自行车刺耳的铃声,三朋五友隔着100米距离外的激情问候声,所有这一切人为的、人造的混合音,都在背景小店声嘶力竭的“清仓甩卖,一律十元”的重复播报中被放大,被混成,被加强。
鼻子里的中国
然后是嗅觉。北京的空气污染和500万辆汽车的定时尾气排放,给了这个城市一个独具特色的“味觉印象。”不用提鼻子,一股带着强烈油烟、二氧化硫、尘土、二手烟和汽车尾气的混杂气味,就让你的鼻子晕眩了。来北京不出三天,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,就是把积攒了一个晚上的“空气污染”粘液,从气管里咳出来,往往还夹带着一股土腥和苦涩味。当然,中餐的口味征服力是毋庸置疑的。满汉全席就不用说了,随便挑一个菜系,都可以在世界面前摆一道“味觉盛宴”;外来文化或民族,无不在中华文明“博大精深”的味觉体验中,顶礼膜拜。
舌尖上的中国
接下来是味觉。中国源远流长的八大菜系,近百种风味、品种,烧烤烹炸,蒸煮涮炖,把舌头上每一微小单元的味觉细胞都挖掘了出来。对于吃惯了炸鸡烤肉,配上乳酪生菜就算是大餐的“美式口腔”来说,那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了。但是,文化和习惯的力量,仍然是人们口味上最顽固不化的决定因素。作为一个北京人,闻到炒肝、豆浆、小笼包的味道,我浑身上下所有的细胞都象吃了兴奋剂一样;而美国学生们,面对着这般丰富驳杂的味道库,鲜有入得深山,徜徉忘返的。更多的往往是浅尝辄止,然后退避三舍。象炸蝎子、烤蚕蛹这类珍馐,“美国鬼子们”一般只有大呼小叫、目瞪口呆的份儿,哪里还敢动嘴下箸。甚而至于象炒牛蛙、鱼头泡饼这类的普通口味,也因为青蛙和鱼头这些从来不上美国人餐桌食谱的原料,而成了异类。有“敢为天下先”者,动嘴前仿佛上刀山、下火海一般,甚至几个月后还在津津乐道;而其他人则相机镜头通通对准,不愿错过任何一个表情。
最后是触觉。就中国来说,所有出现的问题和问题的解决办法,所有的弱点和强项,都与这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庞大“人民”息息相关。因为人多,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紧密,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和生理距离,也被大大缩小。不信你看:汽车上,地铁里,商场里,大街上,任何有人出没的地方,人民都没有把其他的人民“当外人”,该推就推,该挤就挤;即便是碰到了真正的外国人,也不例外。
要做好跨文化传播和公共外交,在思考如何塑造中国的“虚拟国家形象”的时候,我们决不能忽视外国人“五感”中的中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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